大同世界15

大同世界15
前述：古聖先賢有流傳行為標準規格的著作，我們只要遵行這些各階層的行為標準就好了。
“修身”就要讀《弟子規》。可作為“修身”的標準行為準則。
“齊家”就要讀《家範》。「治國在齊其家。」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家風直接影響社會風氣；作為家國一體的政治結構，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的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教義也昭示了一條「真理」，士大夫必須把治家看作是治國理政的一場演習。
“治國”就要讀《論語》，《論語》的核心精神：修身為本，核心的政治理念：政者正也。
《論語》，記至聖先師言語之書，自古為學者所必讀。至聖孔子，談學論道，答弟子時人之問，所言皆至理。語及詩書易禮春秋，凡所指點，皆扼一經之要。故欲讀聖賢書，求真實理者，當自讀《論語》始。
孔子的治國理政思想散見於《論語》各篇，看似雜亂無章、缺乏內在關聯，然稍加條貫分析，其實也有其內在邏輯和體系建構可言。細讀《論語》我們發現，「富民教民」和「尊五美屏四惡」的思想應是孔子治國理政思想的總綱，是我們理解其整個思想架構的鎖鑰。以下我們將圍繞這個總綱，試勾勒出孔子治國理政思想的全貌。
讀《論語》，孔子告訴我們，為政者要實現「富民教民」的治理目標，最主要的是要能夠做到「尊五美屏四惡」。據載：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
當弟子冉有問百姓多起來又該怎麼做的問題時，孔子明確提出了「富而後教」的思想主張。在孔子看來，為政者治國理政的首要任務是使百姓先富足起來，然後在「富民」的基礎上教化民眾，使其能夠富而無驕、富而好禮。不難發現，孔子的這種「富民教民」思想與我們今天所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方略不無暗合之處。可以說，「富民教民」是孔子提出的治國理政的基本戰略目標，而其「尊五美屏四惡」的思想則進一步回答了如何富民、教民的問題。
如何富民？孔子「尊五美」思想中的「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從三個方面為我們作出了說明：
其一、「惠而不費」，就是要求為政者要施惠於民，節約用度。孔子說的「薄施於民而能濟眾」「安人安百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為為政者指明了如何「惠民」的問題，而其「節用而愛人」則是基於「不費」的思想而提出的具體主張。
其二、「勞而不怨」，就是要求為政者要使民以時、節省民力。《論語·學而》篇中，孔子明確提出了「使民以時」的觀點。他相信，如果為政者能夠愛惜民力，自覺做到「使民以時」「擇可勞而勞之」，必不會招致百姓的怨恨。孔子「屏四惡」思想中的所謂「慢令致期謂之賊」，其實就是從反面說明了為政者要敬事而信、使民以時的道理。
其三、「欲而不貪」，就是要求為政者當求百姓之利（仁），不為一己之私。在孔子看來，為政者當以「仁」為利，而不以私利為利，這裡所謂「仁」就是指百姓之公利。為政者求仁而得仁，又何必在逐利。「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堯曰》）此外，《論語》中孔子的弟子有若在答哀公問時，明確表達了這種思想觀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顏淵》）
“半部《論語》治天下”
北宋初年的宰相趙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絕不是一個學問家。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才會有“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震聾發聵的名言傳世。
趙普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鄉村教師。公元956年，為了爭奪淮南江北地區，后周大將趙匡胤率領大軍與南唐守軍在滁州打了一場惡仗。由於得到了趙普的幫助，趙匡胤大獲全勝，為他日后的帝業打下了必要的基礎。從此以后，趙普便被視作心腹，如影隨形地追隨趙匡胤建功立業。宋乾德二年（964年）趙普被任命為宰相，晉封為韓王。
“半部《論語》治天下”是趙普二次為相時之語。
宋初君臣認為，必須“興文教，抑武事”。為了培養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崇建太學，教養多士”，還迅速恢復和完善了科舉考試制度，加緊選拔文人充實各級官僚隊伍。宋太宗更是明確提出，“與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風。
相形之下，趙普的學力已明顯地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趙普后來在仕途上的失意就成了必然。
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趙普罷相，出任河陽三城節度使，這是他第一次遠離政治中心。太平興國六年（981年），趙普第二次出任宰相。趙普由野入朝，幾年間朝中任用了更多的文人，已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趙普昔日不學無術的劣勢也就更加明顯地凸現出來，君臣們也越發認為趙普的學養不夠。
“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這就是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的“原生態”。
從趙普的回答中不難看出含義：我讀書範圍是不出《論語》一書，可我當年能夠靠它幫太祖平定天下，現在仍然能夠靠它輔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
《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錄，自戰國初年成書以后，在儒家經典中並不佔重要地位。從漢代到宋代，《論語》幾次作為儒家典籍躋身“經書”之列。但是，即使同樣是“經書”，也要依照篇幅長短劃分等級，《論語》因其篇幅過短，只被看作是“小經”，所謂“小經”就是“大經”的輔助讀物，而更多的時候，《論語》是被當作“經”之下的“傳”或“記”來看待的。
《論語》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抽出，連同《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為之詳作“集注”，影響深遠，《論語》歷史性地提升到“大經”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書”完全取代了“五經”，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論語》也成了士子必學之書。
其次，儒家倡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要學以致用；要為帝王師，主張“格君心之非”。南宋時期的事功學派堅守了這一點，贊賞“勃然有以拯民於涂炭之心”，主張以天下為己任。后世對這種天下意識得到了很好的繼承，這正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大優點。所以，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能夠引起士人的強烈共鳴。